年鉴,从字面涵义看,“年”是指年份、年度,是记述的时间界限;“鉴”是古代用铜制作的镜子,有照、看和借鉴、对照、鉴戒的意思。古人云:“以铜为镜,可以正衣冠;以古为镜,可以知兴替;以人为镜,可以知得失。”《资治通鉴》一书也是取“以史为鉴”的涵义。

现代年鉴起源于16世纪的欧洲。年鉴的一个重要的源头是古代历书。年鉴进入中国也只有100多年的历史,而真正的健康平衡发展也仅有30多年。中国年鉴出版事业起步阶段1980年代初期,全国年鉴仅有6种,可谓星星之火,在四、五年时间内,就飞速发展起来,到80年代末,国内出版已达到500多种。至2013年底,全国出版各级各类年鉴6200多种,其中地方志综合年鉴1883种(地方志机构组织编纂1700余种)。扣除已经停刊和不能做到一年一刊、公开出版的,全国在版年鉴总数约4000种,其中地方综合年鉴1300多种(省级30多种,市级300多种,县级900多种),约占全国省、市、县三级行政区域总数的40%。例如《十堰年鉴》创刊于1996年,至今已经连续出版20卷,出版文字累计达2500多万字,图片数十万幅。2008年,所辖的茅箭区、张湾区、郧阳区和丹江口市、郧西县、竹溪县、竹山县、房县都出版了地方综合年鉴,是湖北省首个实现地方志综合年鉴市、县两级全覆盖的地级市。

《十堰年鉴》在2007年的湖北省首届年鉴编纂出版质量评奖活动中,获综合类一等奖。在2009年、2013年的湖北省年鉴评选中荣获综合类特等奖;在第四、第五届全国年鉴编纂质量评比中荣获二等奖。

一、关于年鉴的功能与定位

年鉴进入中国,便与中国传统的史书、志书联系起来,形成中国特色。这也就形成了中国年鉴的定位,即年鉴是以全面、系统、准确地记述上年度事物运动、发展状况为主要内容的资料性工具书。年鉴与志书同属于“地方志”,“联系”大于“区别”,所以,要强化年鉴为志书编纂收集资料功能,主动承担地方志的资料收集任务。同时,年鉴具有“服务现实、积累资料”的功能,“服务现实”应当是首位的,“积累资料”是衍生功能。只有强化“年鉴为现实服务”的功能,就越有价值。突出年鉴的自身特征,而不是“弱化”,也不能赋予年鉴其他难以承载的职能,要避免甚至要警惕年鉴与志书的趋同化倾向。在发挥年鉴与志书各自“功能与定位”的同时,年鉴要借鉴和借助志书编纂的组织优势和体制优势,增强年鉴信息的权威性,全面提高年鉴的质量。

因此,年鉴的功能和作用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:

一是为领导机关科学决策提供依据,是领导的得力助手,具有资政作用。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,经济发展的新常态、新格局、新形势的出现,迫切要求各级党委、政府决策科学化,而决策的科学化必须要有翔实而准确的信息作为基础。这除了需要迅捷的现代化传输手段外,还需要有经过筛选、加工、提炼、强化了的信息,年鉴恰是提供这种手段的工具。许多年鉴的综述、调查报告、专文和专题情况等不仅内容全面、系统,且查找方便,能够为党委、政府等领导机关和业务部门进行科学化决策提供重要线索、依据。

二是为科学研究提供翔实资料。年鉴收录的都是当年的大事、新事、要事,全面、系统、准确地反映了各学科、各部门、各行业的新成就、新发展、新变化、新动态、新问题,为科学研究工作提供了重要线索,成为科研部门开展科学研究必不可少的案头工具书。另外,年鉴还提供逐年可比的统计资料,这是科研中最有价值的直观材料。

三是为爱国主义、集体主义、社会主义和乡土、乡情、乡愁教育提供教材。年鉴全面反映一个地区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社会等各方面的情况,忠实地记载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,记录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方面所创下的光辉业绩,反映了当地的自然概况、风土人情及自然风光,从而可以激发人们热爱祖国、热爱家乡的热情,是进行爱国主义、集体主义、社会主义和乡音、乡情、乡愁等乡土教育的好教材。

四是在对外开放中发挥媒介和窗口作用。年鉴提供全面、准确、翔实的信息,不仅为各行各业提供咨询服务,也为对外开放、招商引资及经济技术文化交流与合作提供重要窗口。国外各界人士可以通过年鉴了解和掌握情况,从而发展和扩大同我国的经济技术文化合作与交流。

五是为大众读者查找资料开辟捷径。随着社会、经济、文化的多元化发展,人类积累的知识广博无边,图书文献浩如烟海,特别是当今信息、知识骤增的时代,各种信息、知识每日每时大量涌现,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最新的知识、信息,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。年鉴适应时代的需要应运而生,它把某一地域在一年中产生的信息和知识分门别类地进行汇集,编纂成书,为人们求知提供了一条捷径。我们要了解某一领域的信息和知识,通过查找有关年鉴,就能获得自己所需的东西,或根据年鉴所提供的线索去跟踪查找,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

六是为编纂志书积累系统、完备的史料,具有存史作用。年鉴通过逐年记载,代代延续,为后人了解和研究今天社会的政治、经济、科学、文化、军事等各方面的发展进程积累了宝贵的资料。时间越久,价值越大。另外,年鉴有编年史的特点。所反映的资料既有连续性,又有整体性,年鉴辑存史料为续修志书服务将更为直接,是续志资料的主要来源。

二、年鉴的编纂质量

编纂年鉴的目的应和修编志书一样,“非示观美,将求其实用也”。但实际情况:一是“顾此失彼”。习近平总书记批评文艺界的“浮躁”现象、“有数量缺质量”现象、“有高原缺高峰”现象,在年鉴界也同样广泛存在。二是“束之高阁”。一些年鉴出版后大量积压,除个别订购、重点赠送外,少有人问津。三是“华而不实”。特别是一些城市政府的年鉴书中彩页广告累赘全书,与其说是年鉴书,倒不如说是“广告画册”,已经引起广大读者极大反感。所以,进一步规范年鉴的形式和内容,使之贴近工具书的要求,将是年鉴编纂的长期任务。那些官不看、民不读的内容,那些没有信息价值和存史意义的资料,那些落后于时代、陈旧的框架和形式,那些用编志书理念来编年鉴的思维方式,都需要通过不断创新去解决。因此,多角度地思考和探讨年鉴作用的发挥很有必要。

影响年鉴质量的因素很多,笔者仅选几个重点分析一下。

一是要突出地方特色和年度特色。近几年来规范与创新问题一直是全国年鉴学术研讨的主题,规范属于年鉴的体例范畴,创新是指导年鉴的框架和内容范畴,要避免“千鉴一面”现象,其核心要义这就是要突出地方特色与年度特色。《十堰年鉴》始终秉持“紧扣时代大局,突出十堰特色”办鉴方针,突出“仙山、秀水、汽车城”三张名片的地方特色,围绕市委、市政府中心工作的年度特色,并把这一办刊理念渗透到年鉴的各个篇章,充分发挥年鉴的服务当代,积累资料的功能。例如,湖北十堰市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,2004年卷以后的《十堰年鉴》中每年都有不同侧重的连续记载,2014年卷年鉴在附录特别收录《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大数据》,分别从移民、损失、调水、工程、生态、治污六个方面数据,反映了十堰人民为国家建设的牺牲与奉献。2015年卷又收录了《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大事记(1952-2014年)》,全景收录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从设想到实现全过程,突出十堰的地方特色和年度特色,留下了珍贵史料。

二是突出权威主流信息的记载。把年鉴办成市民生活指南,使地方综合年鉴成为群众出行的指南,笔者认为有些不切实际。针对年鉴的定位和功能,提高地方综合年鉴的实用性,还是要在更好地反映经济、政治、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总体情况,优势在于权威性、公信力,在于主流资讯,权威记录,这是广播、电视、网络其他任何媒体无法相较的优势。应努力做到“体现时代性,把握规律性,富于创造性”,树立权威,建立公信,成为时代发展的忠实记录者,起到“记录发展进程,解读发展奥秘”的作用。一方面,中国的地方综合年鉴,多由政府组织编纂,稿件由党政机关和有关主管单位提供,经过严格认真审核,并经编辑部专职编纂人员编辑加工;另一方面,与广播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体相比,年鉴是对过去一年发展变化的记述,是事后的总结回顾,不是匆忙抢出来的新闻。年鉴所反映的人、事、物经过时间的沉淀较为清晰可辨,可有效避免炒作和失实,更能客观准确地反映现实。

三是把握年鉴的时效性。年鉴作为年刊,时效性自然不能和广播、电视、报纸等新闻媒体相比,但在工具书家族中,年鉴是出版最及时的一种。国内许多工具书是多年修订出版,如《中国大百科全书》、《辞海》等都是10年左右修订一次,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第6版的出版距第5版也已相隔7年。一些指南性、手册类工具书,要么不是逐年连续出版,要么不反映最新年度资料。因此,年鉴是集万卷于一册、缩一年为一瞬,时效性强,能及时满足读者的资料需求。

年鉴编纂中普遍存在着“官书”观念和“史书”观念。“官书”观念,不考虑社会读者的需求,不考虑年鉴的社会效益;“史书”观念,片面强调存史价值,忽视当前读者的实际需要。时效性不强的年鉴,出版后使用价值大打折扣,甚至被束之高阁,成为摆设。如何纠正“官书”、“史书”观念影响年鉴的时效性呢?近年来,年鉴时效性变差成为一个普遍现象。各种信息载体、大众传媒也都在比速度、比效率,时效、网速、及时性等成为竞争的重要手段和生死存亡的关键。唯有年鉴,在反其道而行之:出版周期不是越来越短,而是越来越长。1980、1990年代,多数省级年鉴和中心城市的年鉴都能在10月底以前出版,其中一部分年鉴还能够在8、9月份问世,“3、6、9”(3月完成组稿,6月完成编辑加工和审稿,9月出版发行)成为整个年鉴界不约而同的奋斗目标。而如今,能够在10月份出版的年鉴已成凤毛麟角,“3、6、9”的口号不再时髦,因为年底出书已习以为常。我们要强调年鉴的时效性,要加快稿件的编纂效率、缩短年鉴出版周期、抢占市场先机、赢得读者的青睐、增强年鉴功用。早出书,有利于发行,有利于读者使用,有利于总结经验、安排下一年的工作。

笔者从事年鉴编撰工作20多年,历经了年鉴起步、发展、创新的三个阶段,当前,年鉴处在转型阶段,文字数码化、书籍化、阅读网络化已经成为客观现实,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将改变现有的年鉴形态。面对新媒体的冲击,纸质年鉴走下坡路在所难免,年鉴由出版向数字出版转型是大势所趋。我们必须未雨绸缪,发挥年鉴的优势,主动适应这种变化,新形式、新任务,必须有新的思路、新的方法。